故 事 分 享 ( 授 受 心 聲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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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與腎移植 — 陳文岩醫生

第一次接觸腎移植,已是三十四年前了。病人十五歲,患的是一種在接受腎臟移植後容易復發的腎小球炎。捐腎者是他五十歲的父親。由於移植腎可能在兩三年後便喪失功能,我多次向捐贈者解釋,希望他放棄這念頭,但他說:『我的兒子還未能獨立,只要我的腎臟能給他兩三年正常生活,他過了十八歲該可獨立面對腎衰竭了。』在英國六年多,見到不少類似例子,覺得『鬼佬』家庭關係雖不及中國人親密,在生死關頭,卻比中國人爽快得多。

同時期,我有幸參與環孢素的臨床試驗。當時我們醫院是全世界第二所應用這藥物的單位。病人不遠百里驅車來醫院讓我抽血做研究,毫無怨言。二十多年後,竟然有位外國病人還記得我,在香港找我救命!真的是『有緣千里能相會』。

八三年回港,除了開展腹膜透析,就是想在腎移植方面有所突破。港大當年的血液透析和腎臟移植都由泌尿外科掌控。腎移植不是很複雜的手術,卻常有內科併發症,抗排斥藥量太少器官會被排斥,太多則容易引起致命感染。由於我的堅持,移植手術後的病人便由腎科醫生照料。八三年,我們創出了百分百成功率。為了打響頭炮,首個腎移植是個百分百吻合的活體兄弟供腎。還得感謝王樹航醫生的合作。活人供腎必須佔用兩組醫生,兩間手術室。醫院當局認為腎移植不是緊急手術,不許在平日做,結果我們逢星期日便回醫院做手術,那時可沒有超時津貼!前幾天巧遇王樹航,提起此事,不勝唏噓!當年醫院只批了二十個配額的環孢素,配額用完,我對藥劑師說,『反正不是我吃掉的,該用的還須用,最多我寫報告呈上醫務。』還記得有位年輕男子患了末期腎衰竭,姐姐自願捐腎給他,可惜化驗後,原來姐姐也患腎衰竭。結果媽媽給兒子一顆腎,而女兒則接受爸爸的捐贈,果然可憐天下父母心!

我在捐腎運動加緊了步伐, 也得到許多熱心人幫助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開展屍腎移植的阻力竟來自醫護本身。醫生嫌加重深切治療部的工作,護士不明白腦死亡的道理,還以為醫生把病人『未死生劏』……

離開港大前做的最後一件事,便是說服醫務處聘請兩位器官移植聯絡員。她們是資深護士,向突遭不測病人的家屬遊說捐獻,可真不容易啊。

八九年剛私人執業,便帶隊到新加坡參加器官移植運動會,還拿了獎牌。可是本港捐腎者太少,而腹膜透析的廣泛應用又使腎衰竭病人存活下來,結果病人多選擇回國內『換腎』。照說器官捐贈不能有金錢交易,可是我見過兒子捐腎給父親,先要父親分家產!亦有為人弟者不但要一大筆錢才願捐腎,還要姐夫供養一生,結果姊姊只好到國內換腎。值得安慰的是,即使以前的環境那麼惡劣,很多病人也度過了腎臟移植後的第十五個生日。

有人說不堪回首話當年,眼看香港的腎衰竭病人能有今天的服務,我卻頗覺欣慰,到底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。未完成的事,留給年輕的接班者吧。

最後以我在港大藝術博物館展出自撰的五言聯和舊詩句作結:『往昔權當多事客,從今喜作半閒人』,『放眼青氈千里路,回頭荊棘萬重山』。

與腎友旅行遊樂的陳文岩醫生
與腎友旅行遊樂的陳文岩醫生

摘自 «生命的讚歌 — 器官移植的動人故事» / 周嘉歡醫生 主編 / 香港移植學會